Stop AAPI Hate 與合作夥伴揭示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前8個月和2020年大選前,政治候選人是如何通過Twitter傳播反亞裔仇恨的。
2020年10月22日,一份來自Stop AAPI Hate的最新報告顯示,在所有政客中,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是反亞裔美國人相關言論的最大傳播者。該報告發現,在過去8個月裏,特朗普共發布了24條包含反亞裔言論的推特。而這些推特總共被轉發了121萬3700次,同時獲得了427萬6200個贊。
Stop AAPI Hate的這份報告名為“黃禍的回歸”,分析了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客及候選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前8個月裏,在新的反亞裔輿論氛圍的背景下,發出的1,227條關於亞裔美國人的推文,這些推文營造出了一種運用種族主義言論以制定排外政策的政治策略。
研究人員發現,這些被分析的推文中有超過十分之一包含種族主義或汙名化的語言。此外,該研究還表明大約一半的汙名化推文和新冠病毒並不相關,這反映出部分政客使用反亞裔美國人的言論時,並非僅僅只對新冠病毒的反應。
這種反亞裔言論的肆意傳播,使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和種族主義擡頭。所有這些種族主義的推文(共計136條),全部來自於共和黨政客,總共被轉發了130萬828次。同時,從2020年3月19日至10月7日,Stop AAPI Hate(此次新冠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美國人攻擊事件的主要匯總機構)總共收到了2738份針對亞裔社區的種族主義和歧視報告。
“不幸的是2020年大選前的最後一周,對於亞裔美國人而言是危險的,”亞太政策與規劃委員會的執行主任Manjusha Kulkarni說。“我們持續看到特朗普總統和其他的一些政客在使用制造恐慌和將美國亞裔社區歸為替罪羊的方式來贏得選舉。我們最新的報告中發現,特朗普總統是一個仇恨的 ‘超級傳播者’,他使用種族主義的言論,讓亞裔美國人受到傷害。”
報告還提供了相應的時間軸,列出了同一時期出臺或頒布的聯邦政策(由共和黨政客提出的24項政策)。這些政策對亞裔美國人社區成員產生了尤其顯著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看起來甚至是專門針對亞裔美國人的。
“這些政策中的每一項都對亞裔美國人的生活產生了具體的負面影響,後果非常嚴重,”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教授張華耀(Russell Jeung)博士說。“無論是切斷一個家庭使用微信與亞洲的親戚交流,還是阻止亞裔移民在美國與家人團聚,這些政策都對數百萬亞裔美國人的生活造成了負面影響。”
在所有的種族中,亞裔美國人是增長最為迅速的選民群體。1100萬亞太裔將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合法地投票,以及將占據全國總合格選民數的近5%。種族歧視是亞裔選民中最為擔憂的問題,而種族與族裔間的不平等也是所有選民最關心的議題之一。
“以史為鑒,方知現實,”華人權益促進會聯合行政主任崔貞文說。“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並不新鮮,事實上,它們是我們作為亞裔、作為移民、作為有色人種和作為美國人,過往歷史中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和其他民選官員使得種族主義色彩濃厚的‘黃禍’意識形態重新擡頭,危及了亞裔美國人的生活。他們正在利用這個時機推行一系列有害的、歧視性的反移民政策,亞裔美國人社區正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進行反擊,發出我們的聲音,包括利用我們的投票權,以挑戰這種言論,並確保幫助每個人都能得到尊嚴和尊重。”
Stop AAPI Hate在10月21日對外發布了這項研究成果,出席發布會的包括來自密歇根大學美國文化部門的副教授 Melissa Borja博士,華促會移民權益經理吳雨泊,州眾議員Kevin Mullin的選區代表Connie Chan,以及Stop AAPI Hate青年行動的成員Rebecca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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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AAPI Hate 報告中心是由亞太政策與規劃委員會(A3PCON)、華人權益促進會(CAA)和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共同建立。它是一個全國性的聯盟,旨在解決疫情期間出現的反亞裔歧視問題。
亞太政策與計劃委員會(The 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 A3PCON)是由40多個社區組織組成的聯盟,這些組織為大洛杉磯地區的150萬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提供服務,尤其關註低收入移民,難民和其他人口中的弱勢群體。
華人權益促進會(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CAA)成立於1969年,旨在保護華裔美國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並促進美國的多種族民主。今天,華促會在更廣泛的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中代表著進步的聲音。我們主張進行系統性變革,以保護移民權利,促進語言多樣性並糾正種族和社會不公。
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SF Stat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AS)是該領域全國歷史最悠久也是最大的學術機構。它是在1968至1969年,非裔學生聯盟和第三世界解放陣線學生運動後成立的,它保持了學生行動主義、社會正義和社區自決等學生運動時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