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姗妮（SALLY CHEN） 发布于《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2022年10月25日
最高法院在10月底开始听审两个案件的辩论，并可能由此决定高等教育中平权法案平权法案的命运。2018年，我亲历其中一个案件，在学生争取公平录取的学生对哈佛大学的起诉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中，我向联邦法官作证，证明了平权法案在我的生活中和对亚裔群体的重要性。
我是英语能力有限，工人阶级华人一代移民的女儿。我出生在华埠的医院，在旧金山的下诺布山（Nob Hill）长大。我的父母在餐馆工作，工资很低，一家六口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我们住在一方狭窄的一居室公寓里，和城市的其他从事体力工作与低收入的人群住在同一个小区。
在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就帮助我的家庭翻译和发声。在我家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是第一代从大学毕业的人。在我申请哈佛大学的个人陈述中，我写道，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我的激情，使我的工作能够帮助有类似经历的处于挣扎中的人。
我于2015年开始在哈佛学习。在第一年里，我很难受，很想家，但我最终在我的民族研究学课上找到了学术的精神家园，并通过与种族平等有关的学校组织找到了更广泛的归属感。在2017年的一次学生活动会上，一位朋友分享了如何根据《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提出申请，查看自己的录取档案。好奇心和挥之不去的自卑促使我测试了这个过程。
教务处给了我45分钟的时间来查看自己我的档案。招生办的人在我的个人陈述中看到了我的观点的价值和真实性：“她被归类为低收入，父母是台湾人，情况类似于拉夫·艾莉森（Ralph Ellison）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笔下的外人困境。”虽然我的考试成绩远非完美，但他们认为我有潜力做出“对大学的贡献”，这将是“真正不寻常的”。
我受益于一个考虑到种族和种族主义影响的录取过程。我的故事不能用脱离种族的方式来表达，在哈佛案中，我的录取文件被用作证据，以说明这一点。平权法案平权法案的好处也体现在我的课堂经历中，我有机会向那些与我的背景截然不同的同学学习。
毕业后，我收拾好行李，搬回老家那间一室一厅的公寓，决心开始工作。白天，我在多种族联盟中为能够帮助移民工薪家庭的政策而工作，如帮助有色人种群体的劳动力培训。晚上，我继续以客户的身份在复杂的系统和项目中穿梭，通过亚裔美国人的非营利组织申请负担得起的住房，并带我的父母去中国城的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做这项工作——-帮助我自己也为他人——让我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分享这样的信念：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我在成长过程中目睹和经历的不公正现象仍然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最高法院不应该终止平权法案。美国需要更多这样的项目和政策，以解决人们在这个国家面临的不平等问题。
一些人指出，亚裔美国人是 “模范少数族裔”，他们在精英大学里有很好的代表性，这被表述为等教育中不需要有种族意识的政策的理由。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的原告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申请者，尽管在下级法院，没有发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我只是众多亚裔学生和校友中的一员，我们相信大学的种族考量政策有助于我们的录取，并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好。
亚裔美国人需要平权法案并从中受益。近70%的亚裔美国选民支持平权法案，而在像加州这样的州，平权法案自1996年起被禁止。但大学在没有该计划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一直在努力提高学生群体多样性。
平权法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为那些本来会被排除在外的人打开了大门，也因为它让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观点中获益。平权法案承认我们的教育系统是不公平的，而帮助纠正其不公平的法律是必要的。如果最高法院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终止平权法案，我将是其最后的受益者之一。而我会将继续努力帮助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他们理应获得一个优质伟大的教育所能提供的机会，而他们也将把这种优待传递下去。
陈珊妮（Sally Chen）是华人权益促进会的教育公平项目经理。她的工作帮助低收入的华人移民在获得各级教育中获得机会。
